绍兴二十八年四月五日。臣世业箕裘，诵习《羲易》。往年尝进《说义》，仰冒天威，上赖圣慈宽其谴责。又尝窃谓古人即卦爻之变体，而引用爻辞者，见于左丘明《春秋》之传，如晋史蔡墨即《乾》之《姤》与其《同人》、其《大有》、其《夬》，引潜见飞亢之辞，以至郑游吉等引《复》之《颐》，《师》之《临》，《丰》之《离》，而各指其爻辞之意。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，则未尝一言及之。臣乃妄意爻辞所系，必协变体之义。于是试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系之辞，见其辞旨与变体协，因演其义，爻为一篇，凡三百八十有四。盖谓《易》宜有是一家之学，寔蔡墨等启之也。虽臣三隅之说，寸长尺短，而墨等一隅之举，似不可弃。是用缮写釐为八册，因轮面对，不避斧钺之诛，赍诣东上阁门，听候圣旨投进。伏望陛下体《易》之广大，而与人为善，恕臣之狂简，而谓言志之何伤，略晚学之谬言，而广古人之至论，断自圣裁而去取之，岂胜幸甚！取进止。四月日，左朝奉大夫、尚书吏部郎中臣都絜劄子。

大《易》如天地，其中无所不有，顾学者取之如何耳。取诸象则为象学，取诸数则为数学，取诸辞则为义理之学，取诸占则为卜筮之学。虽各名一家，要之原本于古人，而发明以新意，乃可为善学者。西汉赵宾说箕子之明夷曰：「箕子，万物方荄滋也」。持论巧慧，《易》家皆以为非，古法用是不见信。近世侍讲林瑀作《会元纪》，用天子即位之年，傅会《易》卦以推吉凶，贾魏公疏其不经，罢之。是皆专任私智，不师古始，使其说得行，害道甚矣。都君圣与之《易》，其原本于古人，而发明以新意者乎。《易》曰：「爻者言乎其变者也」。又曰：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」。以《春秋左氏传》考之，当时援引爻辞与夫推测卦变者，皆不言六位，必曰「某卦之某卦」。夫推测卦变，其如是固宜，而援引爻辞亦如是者，盖言六位则体常，曰「某卦之某卦」，则尽变也。圣与之所原本在此。然爻辞之合于变体者，先儒略焉。圣与始演为一书，凡三百八十有四义，古人之底蕴，尽取而发明之。呜呼，可谓善学也已矣！书成，献之于天子，又锓板而传之，且属余为之序。余善其原本于古人，而无袭蹈之迹，发明以新意，而无穿凿之见也，故序之。绍兴二十九年冬至日，赣川曾几序。

余蚤游学校，与《易》家者流谈，其论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与夫《系辞》至《杂卦》并为一谈，曰此神也，此道也，此体用也，此德业也。凿空驾远，紊实隳真。望其貌虽超然若不可挹，叩其中乃空然初无所有，系风搏影，卒以自欺。小则不足以治心修身，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，其诬《易》也甚矣。后予至京师，见先生长者论《大易》之说，乃一皆归之人事，仁义、阴阳、刚柔，盖一体而无间焉。乃知夫仁义即天地之道也，其于六经之旨，初无杪忽之差。吾僚友都圣与一日示余以所传《易》，且曰：「呜呼，余尚忍言之耶！昔洁先君子言行为一邦师法，服习六艺，而尤邃于《易》。某此《训传》谈《易》之义、乾坤之气、天地之形、六子之用、三才之判、三百八十四爻之变。其于爻象也，某不先于辞而先于理，以谓卦爻大象，适与理相当者，圣人则有辞以系之；象爻之辞未尽，圣人又为传于六十四卦之后以明之。一章示贤人也，二章示君子也，三章戒众人也，四章言圣人体《易》之道也。《说卦》论八卦之理，《序卦》论六十四卦之序，《杂卦》论六十四卦之用」。又曰：「此洁所闻于先君子也。辄拾其遗说而为之传」。嗟乎，其深思旁取如此，亦已勤矣！异夫前所谓神道体用之说者，故余窃有取焉。且求余为序，余故摭其所得于《易》者而叙之。因退而考其先公世为丹阳人，讳郁，字子文，终惠州教官云。绍兴乙亥四月旦，范阳张某序。

效用令帅司收管，其系官钱物，令总领官都絜驱磨之。

建康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王权赴行在奏事，仍令总领江东淮西财赋都絜将权军不以是何钱物尽数拘收桩管，申尚书省。

中台号政本，六属分郎闱。吏礼二曹，尤为高选。朕厉精庶务，思有实才。官人之方，先视其摄。及此试可，从而类升。盖操也以积学师贤关，絜也以通材贰工监，南寿辞林之秀，孝祥举首之英。久在石渠，校雠秘籍。今并以兼官之旧，锡命而为真。典铨者当两选之繁，考绩者据七司之会，隶南宫者有舍人之目，各践厥次，毋堕尔成。可。